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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違法行為被拘留后，簡單刑事案件直到法院開庭審判至少也要3-4個月時間，有的甚至一年多，家屬都不允許到看守所會見犯罪嫌疑人，家屬可委托律師到其羈押的看守所會見，拘留15天左右，口供十分重要，律師可到看守所告知其口供的注意事項，以及法律問題，律師了解案情及本人被捕后向公安機關供述了多少內容，可以根據案情的復雜程度及后期量刑結果，盡快幫其申請取保候審事宜，以免受牢獄之苦！

“不特定對象”與“向社會公開宣傳”的關系

公開性是非法集資犯罪的顯著特征。“向社會公開宣傳”的受眾是社會公眾，即社會不特定對象。要理解“向社會公開宣傳”，必須明確公開的含義。“公開”是與秘密相對的，故公開的基本含義就是對受眾“不保密”“不隱瞞”“不特別限定參加者”等。　　

要理解“向社會公開宣傳”，還須明確向社會公開宣傳的途徑，即受眾接受集資信息的途徑。《解釋》第1條第1款第2項規定向社會公開宣傳是通過“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等”途徑。從文意上分析，《解釋》在“媒體、推介會、傳單、手機短信”這些途徑之后使用“等”字，意味著公開宣傳的途徑并不以此為限，還包括并不限于網絡、標語、橫幅、宣傳冊、宣傳畫、講座、論壇、研討會、口口相傳等途徑。進一步說，利用社會的、單位的、個人的媒體平臺和個人的手機短信、郵件等均可以成為非法集資的宣傳途徑。這些宣傳途徑是否認定為非法集資的信息擴散渠道，關鍵要看受眾接受集資信息的方式是開放的還是秘密的。對此，《意見》第2條的規定已予以明確。

要理解“向社會公開宣傳”，還要明確向社會公開宣傳行為的主觀心態。《意見》第2條規定“向社會公開宣傳”包括行為人通過各種途徑主動向社會公眾傳播吸收資金的信息，以及明知吸收資金的信息向社會公眾擴散而予以放任等情形。可見，向社會公開宣傳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兩種主觀心態。例如，即使是在社會、單位或個人設立的網絡平臺上，如果其宣傳內容沒有限定不能參加集資的范圍、不限定參與人員的身份和人數，也沒有禁止社會公眾參與集資，其宣傳內容表明誰來參加都可以，該宣傳就具有公開性。又如，在社會、單位或個人設立的網絡平臺上，對集資宣傳沒有采取特殊保密措施，沒有設定絕不外泄的嚴格登錄程序，只需要注冊登記即可獲得相關身份，通過賬號、工號或身份證號和密碼就可以登錄，由于該網絡平臺并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保密性”，其家人、朋友、朋友的朋友等都可以非常容易獲得賬號和所謂的密碼而登錄到該網絡平臺，對于一個龐大的不特定多數人來說，該平臺就具有“公開性”。對于“口口相傳”方式，應該結合集資人對此是否知情、態度如何，有無具體參與、是否設法加以阻止等主客觀因素，來認定是否符合公開性。

“不特定對象”與“單位內部特定對象”的關系

　“不特定對象”有三性，即人員的延散性、不可控性和波及范圍的廣泛性。《解釋》第3條以法律擬制的方式規定個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不特定對象在30人以上、數額在20萬元以上的，就構成犯罪。為了防止擴大打擊面，《解釋》第1條第2款同時規定了出罪條款，即：“未向社會公開宣傳，在親友或者單位內部針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的，不屬于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有人據此認為，單位內部人員都是單位內部特定對象，針對單位內部人員的集資都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而不必考慮單位人數特別眾多等特殊情形。這種認識是片面的。那么，應該如何理解“單位內部集資”和“單位內部特定對象”呢？

筆者認為，認定單位內部集資是有條件的，關鍵在于兩點：一是集資對象僅限于單位內部人員。必須注意的是，我國刑法中的單位有其特定的含義，包括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等組織。一個公司當然是刑法意義上的一個“單位”；以單位內部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的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主要歸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所有的，也成立單位犯罪，此時單位內部的分支機構或者內設機構、部門也是刑法意義上的“單位”。此外，公司及其控股公司、關聯公司涉及多個法人單位的，不能籠統作為一個單位處理。如果集資群眾來源于多個法人單位，或者來源于一個公司和公司外其他社會人員，都不能視為是單位內部人員。既向單位內部職工又向社會公眾集資的，因整個吸收資金行為是在同一個犯意支配下統一進行的，可以認定為刑法上的一個行為，故應將所有資金統一認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數額，而不應依據存款人是否屬于單位內部職工進行區分。二是集資資金必須用于單位自身的生產經營活動。用于單位生產經營活動是單位內部集資不作為非法集資處理的重要前提。這類集資行為得以正當化、合理化的重要依據在于，單位與職工利益攸關，其集資取之于單位職工、用之于單位；其集資規模和風險具有可控性，資金用途具體明確；其集資行為必須通過一系列審批程序。換句話說，如果集資與單位生產經營活動無關，其集資行為不屬于“單位內部集資”，就具備了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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